中山水寒
中山水寒@答李银河:计划生育真的不能叫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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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者:请实事求是 回复日期:2009-01-21 16:53:10 
        国家提倡计划生育的核心内容是:优生优育!  
        不知道你认为你心目中的计划生育是什么呢?  
        不知道你认为优生优育是对还是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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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国家的另外一项国策是长生不老,这和优生优育一样是人类数千年的追求,你认为是对还是错呢?
    中国是世界上很少几个实行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出生缺陷率却不断增加,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出生缺陷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了。
    中国古代皇帝追求长生不老,但是很多却因为服用丹药而短寿。
    手段和目标背道而驰,能达到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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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顶贴是义务,生育是权利 收藏 查看
  3.   老有所养,谁来养?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email protected]
    初稿2004年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第42期(总第275期):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2/cz01.htm,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老有所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社会养老更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为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还接近4个),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直到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社保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因为欧美和日本虽然目前生育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生育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的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例如日本就是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拒付养老金的表现形式之一。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1]。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为老龄化忧心忡忡、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并建议日本应该和中国一样,人口至少朝着减半的方向努力[2]。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3]。
    李小平对自己的理论似乎并没有信心,他在《老来怎么办?》一诗中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无路我就跳大江。反正早晚是一死,人生不过梦一场”。他建议安乐死立法。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可谓穿着夏衣骤然进入老年化社会的严冬。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极度危险的,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健全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开始出现问题,社保制度也面临危机);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缺乏其他条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由于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却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为中国忽略了其他条件)。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帮助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有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在年老时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现在整个社会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话,今后数十年内各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高校录取分数线反而远比农业省份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养”,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到时候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以前的100元将有可能降低到不值10元甚至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运行,但随着老年化的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这种分配模式其实也并不有利于老年人,随着年资的增加,工资增加,结果导致企业往往寻机解雇年资高的员工,高年资的员工失业率增加。因此合理的分配模式是,让贡献与工资成正比,年轻人刚开始参加工作,工作经验和能力都欠缺,工资低一些(低就业门槛也有利于提高就业率),但是国家通过降低幼儿教育、住房等民生成本,使得他们能够低廉地成家、生子;四十岁左右家庭开销大,孩子读书需要钱,并且上面还有父母需要扶养,这个时间也是工作的黄金时期,贡献也大,工资应该高一些;五十岁之后,孩子已经长大,父母大多也已经去世,家庭负担轻,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稳定,工作能力在降低,工资应该逐渐降低。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假设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要知道,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上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在透支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目前适龄生育人口基数大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口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三亿派”学者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生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帮助解决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但现在只占很小一部份。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的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像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 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4]。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人均寿命将继续延长,但有极限,中国人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今后寿命延长将非常缓慢。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半死不活了)。尤其是在今后的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的时候需要扶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扶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却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
    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发生“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当危机来临时,谁也逃不了。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竟然有这样的好事!既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辛劳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这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少壮不努力(生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人们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总之,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保案(当然不仅仅如此)。
    tiany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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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华社《环球》杂志2008年第20期
      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8-10/10/content_10174433.htm
    tiany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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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华社《环球》杂志2008年第20期
      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8-10/10/content_10174433.htm
    “养儿防老”的美国版本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email protected]
    二战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人口出生高峰。婴儿潮不但拉动了消费,并且提供了年轻劳动力,发达国家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但是欧美国家在1960年代开始生育率不断下降。美国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从1953~1962年平均的3.6下降到1973~1985年平均的1.8(比欧洲略低)。然而,1980年代,美国的生育率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1990年开始,美国的生育率恢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2.1(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附近,并且稳定至今,出现了第二个婴儿潮。而欧洲和日本的生育率仍然继续下滑,目前欧洲平均不到1.4,日本只有1.3左右。
    美国的第二个婴儿潮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美国人均购买力已经比欧洲和日本高出1/3,这种差距还将不断扩大。目前美国中位年龄是36岁,欧洲是38岁。根据密歇根大学人口学家Bill Frev的计算,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年龄将是36.2岁,而欧洲的中位年龄将是52.7岁,基本上是两代人。日本老化速度比欧洲更快,日本在1950年代开始生育率就快速下降。2007年日本的中位年龄为43.8岁了,到2025年将超过50岁。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重要贡献的战后出生的“团块世代”现在进入退休年龄,日本经济开始呈现出“日”薄西山的趋势。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欧洲日本的人口都将减少一半。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生育率在1980年代开始回升?
    1、让主流家庭生得起、养得起三个孩子的福利和分配制度。
        1)、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美国人相信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儿童福利项目几乎涵盖了儿童需求的每一个方面(如收入保障、食品与营养、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充分体现了“穷人靠国家,余下的人靠市场”的制度设计原则。2006年联邦政府用于儿童福利的开支就高达3330亿美元(平均每个儿童$4,000),而州政府用于儿童福利的开支更是高达5100亿美元。其他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也有种类繁多的儿童福利计划。
    2)、美国住房等民生压力比欧洲和日本要小。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降低到不到1.1,香港生育率不到1.0,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是“功不可没”的。美国2007年中位房价$229,100,只是人均GDP$45,800(2006年中位家庭收入为$48,200)的5倍。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1.87万元,如果依照美国标准,中位房价只能在9.3万元。而考虑到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0.91%(美国为58.31%),百姓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不足22%,那么中国的中位房价不应超过3.5万元。
    3)、“添丁不加银”的社会福利制度。比如医疗保险是以家庭为单位,已婚家庭缴纳比单身只稍高一点的保险费,全家(无论是一个孩子,还是五六个孩子)都享受医疗保险。一些公园、游泳池等公共设施的门票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而减税却是按人头发放,如2008年为了扩大消费以刺激经济,联邦政府给每个成人发放600美元现金,给每个小孩发放300美元。
    2、让老百姓愿意生孩子的生育文化。
        1)、宗教力量在增强。53%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英法德三国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16%、14%和13%。47%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者表示他们的理想家庭是拥有三个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仅有27%有这种想法。
    2)、性趋向保守。美国在1980年代后痛定思痛,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家庭,发起了保护贞操运动,反对性滥交,结婚率在增加,离婚率从1980年代开始稳步下降。所有数字均表明美国人正在回归家庭观念。
    洛伊斯案件是美国性转为保守的一个重要原因。1984年,明尼苏达州的漂亮女矿工洛伊斯起诉对性骚扰持冷漠态度的公司。该案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成为改变美国性骚扰立法的里程碑案件。当今美国,几乎所有公司、教育组织都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
    笔者1999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药理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系里有位男教授,看到他的女博士后在上班的时候趴在桌上打瞌睡,拍她的肩膀将她叫醒。这位女博士后控告这位教授性骚扰,学校还专门调查此事。
    我们居民区的一名越战老兵,在一家医院工作,值夜班的时候用办公室的电脑浏览了儿童色情图片,被人发现而报了警。2007年法庭宣判他入狱半年,并监外察看三年。
    3)、对堕胎、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降低。加拿大和欧洲不少国家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手册》称同性恋关系等同于男女婚姻关系,并且宣传同性恋价值。而全美国51个州中,只有麻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这两个州批准同性恋结婚。欧洲不少国家将大麻合法化或半合法。加拿大还出现了大麻党,积极参与政治。而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州允许将大麻医用。
    5)、美国男女分工破坏较轻。美国女性议员比例为14-15%,低于欧美平均的27%和中国的20%。美国妇女婚后仍改夫姓。这并不表示美国妇女地位低。难道单身的吕秀莲会比有5个孩子的老布什更懂得关心普通妇女儿童的利益?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同时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
    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美国各种族生育率也不尽相同。2006年40-45岁妇女中,拉美裔妇女平均生育了2.3个孩子,黑人2.0个,白人(非拉美裔)1.77个,而亚裔只生了1.67个孩子。
    年轻的人口结构,不仅将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且在养老上也比欧洲和日本要从容得多。
    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调整,逐步形成了包括政府养老金(第一支柱)、雇主养老金(第二支柱)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第三支柱)在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实现了政府保障与雇主保障、个人保障的有机结合,既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强制实行第一支柱,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第二、三支柱),又充分发挥市场功能。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养老制度。在1950年时,美国平均预期寿命为68.2 岁,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平均预期寿命为77.9岁,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2025年,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由于人口结构改变,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为了应对养老金危机,美国已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
    其实,美国的三个养老金支柱不过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还得依赖于年轻的人口结构,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将养老金比喻为面包,那么现在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面粉”(年轻劳动人口)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光是提高“制面包技术”(养老金制度),是无法获得量足味美的“面包”(养老金)的。因此,美国现在是双管齐下,既改革养老金制度,又鼓励生育以防止生育率下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中国目前“面粉”仍然充足,2008年65岁以上老人只有1.07亿,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并且只有城市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但是由于“制面包技术”的问题(养老制度滞后),养老金缺口相当于一年国民经济总收入的近1/4。而30多年后65岁以上老人将超过3亿,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面包”需求大增,“面粉”却又严重不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比目前欧洲的生育率还要低),中国今后老年化危机将远比日本和欧洲要严重。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双管齐下”的思路,在建立社保制度的同时,也及时调整人口政策,恢复人口的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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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作者:踏雪漫步 于 2009-01-22 12:32:56.0 发表  来自: 发送短消息
    我们的统计数据是为需要服务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推行一胎化的政策,我们讲,用不到世界耕地7%的耕地(即不到14亿亩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4的人口。搞了几十年的基本建设(征用了大量土地),现在却有了18亿亩耕地!同样,我们的人口总数和总和生育率也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是多少。你说生育率是1、8吧,那就是大多数夫妇要生两胎,但城镇夫妇基本都生一胎。原来讲人口峰值到16亿后,逐步下降。现在又讲峰值为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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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等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老年,中国将迎来一个老年高犯罪率、高自杀率的时段,并且这个时段还将非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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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页位置: 首页 > 学术·新知
    答李银河:计划生育真的不能叫停吗?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1-22 17:20:55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1/22/content_8814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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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大国兴衰的人口因素
    易富贤
    目录
      一、“适度人口”、“优生优育”理论摧毁希腊文明
      二、淫乱毁灭古罗马、巴比伦文明
      三、吐蕃、蒙古文明衰落的人口因素
      四、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兴衰的人口因素
      五、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法国?
      六、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七、俄国(苏联)兴衰的人口因素
      八、罗马帝国的历史正在欧洲重演
      九、中国正在走欧洲的老路
      十、美国的人口优势
      十一、日本兴衰的人口因素
      十二、从人口结构看中印龟兔赛跑
      十三、从人口结构看印度崛起和“日”薄西山
    一、“适度人口”、“优生优育”理论摧毁希腊文明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与中国一样喜欢尊古,动不动就说“古人云”。究其原因,是直到文艺复兴,欧洲一直没有恢复到古希腊、罗马的文明程度;而中国至今尚未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自由和民主的典范,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大师。古希腊的文明,造就了现代文明;欧几里得、毕答哥拉斯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奠定今天科学的基础;雅典独特的建筑风格影响着全世界的建筑师;甚至伴随着全世界儿童成长的伊索寓言等全部来自希腊。希腊是代表和平、进步、友谊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什么走向衰亡?——人口政策的失误!
    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古代的立法者来库古(前700年?-前630年)认为,对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多子才能多福,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一个男人未婚而亡被认为是大不幸,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1]。可见,古希腊的婚姻制度与中国古代非常类似。可以说,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对于希腊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腊人口政策开始出现失误应该是在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时代。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1,3]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4]。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3]这算是最早的“适度人口”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比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理论)、索维和宋健的“最适人口”理论早了2300多年。而《增长的极限》和“最适人口”理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依据。
      出于对人口数量的恐惧,古希腊非常注重人口“素质”,认为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优生学就是柏拉图首先提出的(《理想国》)。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任他死去。
    古代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短,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人口很难增加,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千年之内人类数量一直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而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5—6.5个孩子[1,2]。即便所有能够存活的婴儿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仅仅只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是希腊却还借“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民族灭亡不可避免。“高素质”的希腊文明最终被“低素质”的希洛人所灭。
    风水轮流转,真理在不断重复(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的科学文明重新回到欧洲大陆),谬误也在不断重复。比如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最适人口理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等都在1970年代成为全球思潮,希腊的“优生优育”理论现在正被中国付诸实践。人类太不长记性了!
    二战之后,由于婴儿潮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1968年)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认为美国2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他希望“美国不再发展”,希望看到全球人口从35亿降低到5亿,美国的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5]。
    法国的A.索维和美国的J.J.斯彭格勒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适度人口”,这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索维自己后面也否定了“适度人口”理论。
    宋健等(1981)从食品等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认为中国适度人口在7亿以下[6]。其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比如300年前中国只有数千万人口,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比现在13亿人口要少。田雪原(1981)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7]。其实就业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消费,消费取决于人口,人口少的话,就业机会也少。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产业结构改变[8]。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俱乐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的贬斥。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科学事实。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这些批评并未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卖出了三千万本。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台湾、新加坡、韩国、甚至穆斯林国家伊朗等都在这种思潮下积极控制人口(提倡二胎)。联合国从此开始通过人口基金宣传、赞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2008年世界人口日之际联合国还在强调计划生育减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更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者Steven W. Mosher1979年、1980年在中国调研,回美国后递交报告反对中国计划生育,但是被斯坦福大学(人口爆炸舆论发源地)取消博士学位;他后面担任美国人口研究所所长,积极鼓励生育,并以身作则和他妻子Vera生了9个孩子[9]。
    可见,希腊人口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理论非常雷同。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长的极限》是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为标准,呼吁停止人口增长;索维认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宋健从食品角度、田雪原从就业角度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从资源、环境、粮食角度出发,得出了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的结论。
    注重“素质”的希腊文明没能延续下来。而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下来。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文明的“优生优育”。
    人口素质提高要顺其自然,通过政策来“提高人口素质”只会适得其反(就像古代追求长生不老的皇帝往往因为丹药而短寿)。古希腊的那种“优生优育”的措施不但不能提高人群素质,反而在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降低人口素质。现在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0,11]。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12,13,14];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11]。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提倡晚婚晚育的国家。
    歪竹子生直笋,“低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差。从个体来说,儿童和老年时期需要别人照顾,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群体来说,某些人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对于社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要是当年牛顿和他的寡母没有获得资助,能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没有爱因斯坦“低素质”的祖先,能有“高素质”的爱因斯坦?因此“优生优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优生学要么衍生成民族自杀(古希腊),要么衍变成种族歧视和屠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伪科学(没有几个国家进行“优生优育”宣传的)。当然各国都在学术层面进行优生学研究和实践(比如服用叶酸预防神经管疾病)。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
    两千多年来,出了无数个孟母,花费了巨额的培养成本,但是培养出的“孟子”却没有几个。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孟子”的后代往往很难继续“富贵”下去。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人们简单地将获取财富的能力视为素质的标准。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而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国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获取财富的人。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说家庭培养孩子的标准:获取财富;国家培养孩子的标准:创造财富。国家标准与家庭标准是不同的,而现在中国政府却用家庭标准来看待人口问题。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可以趋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就会出现矛盾,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人爱拿人口素质说事,什么叫素质高,什么叫素质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吗?
    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学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毕业),博士生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逐渐来完善的。孔子就认为人多才能“富之”、 “教之”,才能产生文明礼义。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
    人们往往觉得城里人比乡下人素质高,大城市的人素质比小城市的人高,这种感觉其实没有错。城里人素质高是因为乡下素质高的人进城了,此外还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识、经验、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机会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的贡献。
    先把“人口”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抱着一个自杀性的人口政策,拿一个空中楼阁的“素质”说事,真的很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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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国是基因选择的最大受害国。正常出生性别比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之前中国出生性别是正常的。但是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人工选择基因(男孩的Y染色体),性别比急剧攀升,根据《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单身女性),今后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这些人只能抚孤松而盘桓了。将这30%的男孩作为一个整体,意味着这是一个不能延续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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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二、淫乱毁灭古罗马、巴比伦文明
    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涌现了塞内加等著名哲学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
    曾经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有些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男女混杂,淫乱的事层出不穷[15]。还有很多疯狂的性节日,比如罗马花节,20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假阳具和阴户的仿制物是狂欢的道具。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16]。无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减少。
    3、由于罗马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帝国并且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的不孕。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不断减少。据记载,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的子女[17]。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公元374年,匈奴人向西驱赶日尔曼人,日耳曼部落纷纷向西逃窜,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其中西哥特人后来经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色雷斯避难,作为同盟者为罗马帝国御边。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生育率很高,人口迅速增加,对罗马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
    由于人口出生率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下降,罗马帝国的人口却一直在减少,并且体质下降。到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不够,奴隶起义此起彼伏,外族不断入侵,军事行动只好由日尔曼蛮族雇佣军代劳,雇佣军学会了古罗马人的军事组织技能,逐步取得充当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395年东西罗马分裂后,东罗马帝国演进了自身的发展史(拜占庭帝国),西罗马成为蛮族的目标。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人为了凑足5000磅的黄金贡品,甚至将金质的神像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之后,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动三天。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为了挽救西罗马帝国,于468年出动海军远征,但遭到惨败。476年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罗马却是在短时间就被毁灭的。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可以归纳成一点: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失调。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文明的倒退,是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逆淘汰。
    希腊、罗马文明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而相继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希腊、罗马文明毕竟还残存地被日耳曼等民族继承下来,为现代文明做出了一些贡献。而比希腊文明更早一千多年的的古巴比伦文明几乎没有为现代文明做出任何贡献。巴比伦文明的灭亡与罗马文明一样是因为淫乱。长期的集体淫乱,造成古巴比伦人口减少、体质下降,巴比伦城最终被落后的民族攻破了,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古巴比伦文明就此绝种。
    可能是吸取巴比伦、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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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三、吐蕃、蒙古文明衰落的人口因素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23,24];西藏人口有800万[25]。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26]。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将大量财富用来修建众多的寺庙,进一步降低老百姓养育孩子的能力。吐蕃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1953年,全国首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藏族只有277.5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藏族人口541万,占中国人口的1/233。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曾达400万[27],而中国当时总人口不到6000万[23,24],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超过1/15。蒙古军队曾经席卷欧亚大陆,但很快就因为本民族人口的局限不能承受扩张带来的压力而崩溃,其强大不过是昙花一现。
    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28]。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29]。“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
    解放后由于摆脱黄教的束缚,蒙古族人口快速增加,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8.8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676),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38.4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248.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338.0万,2000年增加到399.53万(是1953年的4.5倍,占中国总人口的1/317)。而2000年全国人口为12.6亿,只是1953年的2.1倍(还是因为寿命的延长)。2000年全国蒙古族总人口581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218),蒙古国人口260万,俄罗斯大约有90万蒙古族,加上其他国家的蒙古族,总计接近1000万,也只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130。可见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是非常“卓有成效”的。
    可能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是满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满清政府无力对这么一个大民族兑现“少生奖”。要是当年满清政府也对汉族实行对蒙古族同样的人口政策话,那么汉民族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只有数千万人口的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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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四、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兴衰的人口因素
    人类数千年来人口数量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在1830年之前从来没有超过10亿)。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30]。马铃薯、玉米、番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谷子、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粮食的增加使得欧亚大陆人口在近300年左右快速增加。
    表1、 1500-2000年欧洲各国人口(百万)[31]
      年份 1500 1600 1800 1900 1950 2000
      英国 4.0 6.0 16.3 41.6 53.0 62.6
      法国 16.0 20.0 27.5 38.9 41.8 59.3
      德国 12.0 20.0 29.0 56.4 69.2 82.8
      意大利 12.0 12.0 17.2 32.4 46.8 57.6
      西班牙 6.0 8.0 11.0 18.5 27.9 38.4
      葡萄牙 1.0 2.0 2.9 5.4 8.0 10.0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包括民族格局。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舞台上,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9个崛起的大国分别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其中美国又是与英国一脉相传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崛起不过是昙花一现,其兴也忽,其衰也忽。在民族意义上崛起的只有英国(注:为了便于进行历史资料比较,本章所说的英国如无特殊说明均指“英国群岛”,包括现在的英国和1922年独立出来的爱尔兰)和俄罗斯,崛起伴随着民族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后盾又使得崛起变得持久。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在淡化;英国却仍然延续禁欲主义,保持中世纪的基督教生育文化;而俄罗斯当时还是个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几乎不受新思潮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人口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光有人口而没有其他条件也不能崛起。
    葡萄牙、西班牙崛起于16世纪,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但很快盛极而衰,是一种典型的暴发户似的崛起。其实从人口角度看,西、葡两国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1500年西班牙、葡萄牙人口分别为600万和100万,到1600年两国人口也分别才有800万、200万。如此少的人口,是无法长期引领全球经济的。
    荷兰崛起于17世纪,其东印度公司曾经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然而17世纪末,荷兰逐渐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权。因为荷兰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到1816年人口才增加到两百万。如此少的人口要想长期引领全球经济是不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荷兰创造了国家,创造了股份制度,也创造了海上贸易,建立了国际市场与资本市场,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对现代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荷兰也是全球第一个批准同性恋婚姻、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2001年又在“毒品事业上”也创造出一个世界第一,宣布批准大麻列为处方药,吸食大麻合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代文明兴于荷兰,也将毁于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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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计划生育对整个人伦体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但是目前所有社会学家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收藏 查看
  15.   五、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法国?
    工业革命,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的革命。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国其他地区和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32]。
    是什么原因导致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杨晓凯综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Simon Johnson)等人的观点[33]。强森等人比较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当时的条件,他们发现,西班牙、葡萄牙发生工业革命的客观条件远远比英国要好:
      1、西班牙、葡萄牙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
      2、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3、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但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纯粹以剥削殖民地满足本土为目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却对殖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工业革命本应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假说。
    1、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
      2、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
      3、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发现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英国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并且私有财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所得到的好处却由皇室所垄断。换句话说,英国是由民间自发地参与大西洋贸易,是“私营”,而不是王室出资靠“国营”。因此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杨晓凯极为推崇强森等人的这种观点,并说现在的太平洋贸易就像当年的大西洋贸易,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强森、杨晓凯的这些观点解释了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但是却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法国。法国也是当年大西洋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也直接从这些贸易中得益;法国大革命前虽然政治专制,但是经济比较却自由,并且“薄赋轻徭”,普通百姓也能分享经济利益,在大革命后,法国对专制的限制更甚于英国。依照强森、杨晓凯的观点,工业革命能够发生在英国,那么更能发生在法国。
    但杨晓凯在《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一文比较英国和法国时,却又赞扬英国政府的高税率。杨晓凯认为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依照杨晓凯的这种观点,那么西班牙政府比英国政府更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工业革命又应该发生在西班牙才是。
    因此,强森、杨晓凯对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解释虽然有很多合理成分,但是并不充分。因为他们还是采纳“以物为本”的思维来解析社会,而不是“以人为本”,他们忽略了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
    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因为没有文艺复兴而没有工业革命的话,那么同样沐浴了文艺复兴春风的欧洲国家,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却是英国,而不是文艺复兴起源地意大利,不是航海强国西班牙,也不是近代世界宪法文化的发源地法国。其实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英国特殊的人口再生产方式促进了物质再生产,引发了工业革命。
    当英国人口因为美洲高产作物而翻了几番后(比如爱尔兰因为马铃薯而使得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再到1846年的830万),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人们最初迷信地认为,它会引发麻风病甚至不育症,因此一开始只用它来喂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1802-1885)还曾把马铃薯称作:“可怜虫的块菌”。
    从表1可见,1500年法国人口1600万,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左右,法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4倍。从1500年到1800年,英国人口增加到4.1倍,公元1500年,伦敦的人口不过5万,1600年人口增至20万,1700年增至70万,18-19世纪,伦敦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从1500年到180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人口分别只增加到1.7、2.4、1.4倍。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压力增加等),引起32岁的未婚英国小伙子马尔萨斯的担忧,1798年他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认为必须控制人口,否且将会面临战争和饥荒。马尔萨斯理论在英国并没有市场,英国当时实行禁欲,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可以保证家庭稳定促进生育),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
    然而马尔萨斯理论却极受法国人推崇。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后在法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避免马尔萨斯所描述的战争和饥荒等可怕后果,法国人积极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按照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的说法:“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从1800年到2000年,英国本土人口增加速度也比欧洲大陆要快,并且英国外移人口远远比法国、德国、意大利要多。1800年美国530万人口中19%是黑人,80%是白人,白人中80%是英国群岛的,只有20%来自他欧洲国家(法裔只占白人中的2%左右)。这些早期移民在繁衍上面占尽先机(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后生育率逐渐下降),比如1725年左右移民美国的数百个阿米什人,现在有后裔20万。美国生育率在1800年之前维持在7.0左右,1850年下降到5.4,1990年下降到3.6,1950年为3.0,1960年上升到3.5[34]。1800年英裔人口占有美国总人口的66%,就算后面没有移民,现在英裔人口也在44%。何况在1800年之后陆续移民美洲的欧洲移民中,英国人仍居首位。法国移民远远比英国移民少,比较集中的是加拿大的魁比克省。2006年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共有6470万,美国人口3亿,加拿大330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此外南非还有160万左右的英国后裔,那么最为保守估计,现在的英裔人口有2.15亿。就算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10%是法裔移民(只有加拿大超过25%,其他国家都远远少于10%),那么现在全球法裔人口总计也只有9640万。就是说这500年以来,当初400万英国人增加到53.5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到16.2倍),当初1600万法国人只增加不到6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到3.8倍)。1800年英国本土人口加上移民约为2000万,那么从1800年到2006年,英国人口增加到10.7倍,法国只增加到3.5倍(同时期中国人口增加到3.25倍,相当程度要归功于1949年之后人均预期寿命的成倍延长)。
    18世纪中叶,由于欧洲市场、殖民地市场以及其他市场的扩大,纺织业获得巨大发展。水陆交通大大改善,便利了工农业产品和原料的运输,促进了商业繁荣,为工业积累了资金。工业革命需要两种人:大量脱离土地的科技创新人员,大量自由劳动者。只有英国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看看英国当时的情况:
    1、劳动力脱离土地。
      除了推广美洲高产作物外,18世纪30年代,C.唐森德子爵(1674~1738)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农业家R.贝克韦尔(1725~1795)培养出“新莱斯特羊”,开改良牲畜之风。农业革命意味着粮食产量增加,并且单位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使农业完全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一方面是人口急剧增加,一方面是土地对劳动人口需求减少,这就导致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2、工业发明。
      纺织工业:
      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效率。
      1764年-1767年,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纺纱效率。
      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
      1779年,童工出身的纺织工人克隆普敦又结合两种纺纱机的优点发明了骡机,后被改良成自动棉纺纱机。
      1785年,牧师艾德蒙特·卡特莱特又发明了动力织布机,并且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工厂。随后其他纺织机器相继发明,实现了纺织行业的机械化生产。
      1769年,仪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根据前人的成果,成功发明了单向蒸汽机。
      1782年,又制造出双向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在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气机的发明和改进,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人类进入了崭新的蒸汽机时代。
    3、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英国由于人口增加快,每年增加大量年轻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满足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上面可见,英国的这些工业发明大多是一线年轻工人,要是这些人仍然在土地上谋生,是不可能有机会作出发明的。有大量的脱离土地的劳动力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而这又是人口压力逼出来的。
    目前法国版图比1700年稍微大一点,但是比1800年的版图要小很多。下面计算是以目前法国的版图为准。法国国土面积是英国(含爱尔兰)的1.78倍,法国耕地面积是英国的2.68倍,草原面积则只有英国的69%。1500年英国人口只相当于法国的25%,但是到1800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已经相当于法国的59%,意味着法国人均耕地是英国的1.59倍,人均草原面积则是英国的41%。那么可以看出,当时法国耕地丰富,一方面没有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民在土地上就可以谋生,没有必要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到城市讨生活,加上法国落后的交通,农民仍被束缚于土地上。圈地运动主要是草原圈地,由于英国草原用地占农业用地的比例高,相当部分的农民依赖草原谋生,圈地运动驱逐了很多农民;法国耕地多,但草原用地占农业用地比例低,圈地运动圈不走多少农民。由于这些原因,法国工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英国,到1870年,英国只有不到23%的劳动力还在从事农业劳动,法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还接近50%。
    虽然当时英国总人口仍然比法国要少,但是脱离土地的自由人员却反而比法国多,这些自由人员既是工业革命科技创新的主力,又是工业生产所需的自由劳动力。
    1850年左右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后,总人口2750万,农业人口占25%,就是说农业人口还有688万,城镇人口为2062万。而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也就是说这688万农业人口是自给自足的。换句话说,英国的耕地可以容纳688万农业人口谋生。要是英国人口也像法国那样从1500年到1800年只增加1.7倍,那么1800年英国人口只有688万,人均耕地反而是法国的1.49倍,即使不依赖草原也完全可以谋生,圈地运动驱逐效应不大。
    法国人口到1850年只有3560万,相当于1500年的2.23倍。要是英国人口也只增加同样比例的话,那么英国人口到1850年只有890万,等于只有200万可供转移的自由人口,只是实际上的1/10,意味着科技创新人员也只有实际的1/10,涌现瓦特等发明家的概率也只有1/10。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在英国。
    有人认为刺激工业革命产生的两大最重要条件是:国际市场与资本市场。但是这两个条件在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之前,已经在荷兰完成了。荷兰人创造了国家,创造了股份制度,也创造了海上贸易。工业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荷兰而在英国呢?主要原因是荷兰的人口太少,到1816年人口才200万,只有英国的1/10,如此少的人口一方面难以涌现瓦特那样的发明家,一方面荷兰的自由劳动力难以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所激发的生产能量。
    需要说明的是,需要同时具备很多必要条件才能产生工业革命。人口因素只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中国和印度当时属于“有之未必然”,光有人口这一要素,缺乏其他要素(如文艺复兴运动、资本市场、海外贸易、宪政制度);荷兰、法国属于“无之必不然”,虽然具备工业革命所需的其他因素,但是却缺乏人口这一当时最重要的因素。而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诸多必要条件在英国得到完美的统一,从而引发工业革命。而当时英国的苏格兰中部人口最为稠密,工业革命发源于苏格兰中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口压力逼出了英国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了现代化;拓展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取资源;并向外移民,开发新大陆,英裔人口遍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语原本是欧洲一支数百万人口使用的方言,现已成为世界语言。人口优势使得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导世界格局超过2个世纪。
    法国本来一直是欧洲的中心,世界人口大国,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31],中国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23,24],但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法国后面还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法国人口只有0.6亿,而中国却有13亿。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原本辉煌的法语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西班牙语却因为拉美等地西班牙语人口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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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在城市人们的心目中,农民超生严重,计划生育停不得。但是既然全国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即使北京、上海的生育率也还有0.7左右,那么就意味着农民超生并不严重。1990年代以来所有的生育意愿调查都显示农民生育率不断降低,早就低于1.8了。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农民不原意生孩子了?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1990年代后中国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全国目前有2.5亿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育龄人口,9亿农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龄人口一共只有三亿多。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很多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的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孩子入学有困难)。
    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把财力向中央集中(国家有财力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大城市有财力发展基础建设),却继续让基层政府承担农业基础建设、义务教育(而国家又提高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只好打白条拖欠教师等人员的工资)、卫生医疗等开支,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乡镇政府面临“破产”[17]。全国人大常委冯之浚说,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投资中,中央财政仅负担了8%,省级财政负担11%,县级以下财政负担超过80%,而县级教育支出最终是由当地农民直接承担。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中国乡村级政府的债务高达一万亿元人民币。比如湖南省衡阳县2004年乡村债务高达4亿,相当于近四年的财政收入[18]。而基层政府为了运转,就通过各种途径“搭车收费”将压力往所有农民身上转移,但是中央又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禁止“搭车收费”,结果只有计划生育这个合法的“捞钱”途径了。由于计划生育又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得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重要财经来源[19]。虽然1990年代的计划生育从手段上并不比1980年代严厉,但是罚款数额却是数倍增加,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每次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就意味着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基层工作已经是围着计划生育转了,计生大楼成为一些地方最为豪华的建筑。近年湖南、山东、河南、云南、广西等农业省份都重现1980年代那种涉及计划生育的极端残忍的非法行政事件。现在开始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村最后一个可以“搭车收费”的借口也没有了,要是农村机构不能缩减的话,就更要特别警惕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制造不和谐,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概括起来:1990年代之后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育意愿不断下降;贫富差别加大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使得农民养育孩子的能力不断下降;而分税制改革使得计划生育成为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面将农民不当人,加大农民负担,农民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另一方面计生委却又将农民当成超人,高估了百姓对抗政策的能力,夸大农民超生现象,以至于城市居民总以为农民超生严重。中央人口目标的一次次落空就是因为低估了基层计生委“执行政策”的能力,高估了农民对抗政策的能力。
    计划生育的后果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已经沦落为老弱病残的基地,象战争年代一样满目疮痍;而城市却因为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一片繁荣,甚至还有“人满为患”的感觉。掌握决策发言权的城市并没有感受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有调整人口政策的动力。等到计划生育的后果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之时,国家再也无力回天了。
    民工行(仿杜甫《兵车行》)
      雨霖霖,风萧萧,行李包裹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泥泞不见利民道。
      牵衣顿足吞声哭,东南列车难求票。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民工缺。[注1]
      或从十五跑东莞,便至四十奔上海;
      去时身强壮如牛,归来体残爹娘哭。
      村中只剩病老弱,计划生育犹未休。
      君不闻,汉家山西二百州,屋破田荒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川湘子弟耐苦劳,被驱不异犬与鸡。
      总理虽有问,民工敢申恨?[2]
      且如今年冬,工资领不到。
      乡长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注3]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光棍难终老。[注4]
      君不见,青海头,千年汉镇今已空。[注5]
      医疗教育住房压,养己不易还养后?[注6]
    注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七成村庄无劳力可外输
      注2: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时,帮农民工讨拖欠的工资,此事经新华社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社会开始关注农民工欠薪问题。
      注3:有限的青壮年大量外流,没有足够人口补充,内地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县乡财税短缺。
      注4:《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意味着超过21%同龄男性将打光棍。
      注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
      注6:《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东、中、西部地区依次为1.70个、1 .74个、1.77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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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六、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德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20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之后人口降低到10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这个所谓的帝国中的普鲁士等邦国遭遇惨败,人口也减少。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但各邦依然拥有着独立的主权。1816年德国人口为2240万,其后人口比较稳定地增加,1830年恢复到2940万,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4110万,成为欧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比俄国少),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0万和3690万。
    德国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压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国那样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等资源,这就迫使德国转向于科技创新。于是,德国一方面是人口大国,一方面又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加强科技创新,使得人口资源快速转变为人力资源。凭借人力资源优势,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比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研制出化肥,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肥料,1913年实现了合成氨工业化的生产,不仅提高了本国的粮食产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现在全世界粮食所需的氮肥90%以上是由空气中的氮气合成的,而过去却主要来自人畜粪便等有机物)。
    德国人口优势进一步加大,1913年人口增加到6700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人口的4500万和3900万。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实力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8710万,而欧洲邻国英国和法国人口的分别仍然只有4500万和3900万。绝对优势使得德国野心再次膨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见德国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增加。从1816年到1913年这差不多100年间,德国人口增加到3倍,而英国只增加到2.3倍,法国只增加到1.3倍,中国人口却几乎没有增加。从1816年到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3.9倍,而英国和法国人口只分别增加到2.3倍和到1.3倍(从1913年到1939年这两国人口没有变化)。
    将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日本的崛起也基本是采纳德国的模式。而中国1979年以来走的道路却与德国刚好相反:一方面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新增人口资源,一方面又大幅度降低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比例。德国和日本的人口压力大,以至于一些法西斯战争狂人认为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德国、日本本身就足以养活庞大的人口。日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万,感到人口压力大,需要扩展地盘;现在人口1.27亿,生活水平比1937年要高多了,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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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作者:生死无疆 回复日期:2009-01-24 04:41:59 
        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在走极端的道路,从五六十年代的光荣妈妈到后来的计划生育,从错误的行为到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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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的光荣妈妈政策对人口没有影响,因为当时已经是生育极限,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当时中国生育率与韩国、泰国、巴西、印度、中国台湾一样,都是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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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作者:沙家浜康大夫 回复日期:2009-01-24 13:38:02 
        中山水寒先生
    我已经注意到有几个地方的二孩政策试点,但我以为那不够有说服力。
        应该推动人口大省如河南湖北,沿海省份,以及大都市的试点工作,这样样本才有代表性。如果实行两年并未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异常,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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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恩施在1980年代就开始试点二胎了,生育率早就低于更替水平,说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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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牛年大吉!祝大家牛年好运(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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